鉴于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相互影响，在考虑法律秩序的维护和发展之际，我们是应该把现实中的减量惩罚转变成元宇宙的增量方式，还是让元宇宙的制裁机制向现实世界的减量方式靠近，至少是更多地嵌入减量逻辑？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约一个世纪前，霍菲尔德撰写了题为司法推理中适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的姊妹篇论文，试图为法理学洗脱缺乏实用性的不良名声。基于上述分析，法官的结论是，最好称政府的利益为特权。

Newman v.Sathyavaglswaran案的基本案情是，洛杉矶县的一名验尸官在未通知孩子的父母亦未获孩子父母的同意的情况下处理了孩子的遗体，孩子的父母提起了诉讼，宣称他们的财产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若将法律成分分解为一束法律枝丫，我们将发现，每一个法律枝丫都可被分解为自己的构成要素，我们可如此无限向下细分。相反，实际上需要检验的问题是，权利分析理论在实践中能否发挥出其宣称的作用。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立场，认知者所认为的看似正确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不具有客观性是人们质疑法理有用性的一个理由。

这种理论既可被用于填补法律上的空缺，也可以被用于界定法律概念、澄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其可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作用。在讨论实体权利和义务时，法官加了一个直接引用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的注释，并对其作了进一步说明，即实体法在两个人中间所创设的法律关系通常是多元而复杂的，并不仅涉及权利和义务。本文意在从整体上考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因此不具体地从内容上分析法的道德性、政治性等，而是从整体联系中审视法律形式如何表达中国人的实质追求。

而这一面恰恰是提供意义和反思的源泉，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根基，是中国主体性形成的根基。苏力教授的倡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科法学的范围不断扩张。由于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本文姑且称之为法理言说。(29)人从将来的能在出发作出本真性的先行决断，承担被抛的状态，也让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照面，把它们唤上前来，在此意义上让世界的可能性呈献出来，形成当前，进而形成世界：此在在其存在之本质中形成着世界。

⑤法理言说主要指近些年法学界在张文显教授的倡导下围绕法理提出的概念、命题、看法、观点等。表达这种主体性的中国法理学，也必然有中国特色。

甚至根据需要创造新的法律形式，而不仅仅固守形式理性法。(二)无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达致，要求从中国现实出发对中国未来的可欲追求进行想象，因此，想象力对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生成的成败至关重要。正如有的论者精辟指出的那样：主体之死代表的是某种方法论策略，真正重要的是揭示主体之生，尤其是主体的再生。同时也包括法律的形式方面，依据表达普遍利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

当代中国的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聚焦于对法规范自身进行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当代法规范自身的当然有效性。(35)这实际上是受现代化范式支配，基于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学观对中国本土资源所做的非历史同质化的实用功效化处理，(36)而没有从中洞见中国人富有意义的对现代法律发展的贡献，没能洞见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社科法学主要由苏力教授倡导。依据这种反思的现实观，发挥中国人的想象力，最终达致可欲的中国主体性。

他者也以此种方式对待我们。(20)这就使得对中国的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状态，整体性的中国被分解成无数的碎片化经验，而论者们拾到的只是零碎的片段。

②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8～123页。③参见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24～246页。

而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或法理言说，则可以看作对这种分析进行的提升，提升到或多或少整体性的系统化的层次，为法学专业化提供更精细化的基础论证。套用这一概念，本文也把当代中国法理学在思考中国主体性上的这种类似状况概括为内卷化。⑩参见张文显：《迈向科学化现代化的中国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自主性、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克服其唯私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个体变成具有公共性的人，成为真正的主体，进而在公共生活中，作为主体的所有中国人形成对普遍利益、价值的共识、公意，而其整体性的表达即是主体性的中国。(56)中国法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权大还是法大等主题进行的争论，乃至确立权利本位论作为法学学科自主性的基础，(57)其核心的追求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独立性、自主性。这种向善本性除了意指知识对世界探究所可能具有的道德含义外，还意指对社会大众的可欲引导。

也有别于从西方国家出发或从过去出发的外在批判，旨在破除对各种西方国家或过去教条的迷恋。③这具体体现为中国论者无论是积极主动参与，还是更进一步自己承诺，都是在对中国和世界的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想象中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非以中国为根据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30)人通过这种机制，不断地把面向将来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以创造出新世界，并超越这种可能性，从而也不断超越自身、追求本真的意义。同时，面向未来对自身与世界进行筹划，具有开放性，因而区别于本质主义。

在这种双方立场的来回反复互动中，各方把自己的立场都看作可错的，相互批判，适时修正，从而形成各自的立场和一种超越彼此并使彼此共存的共同的客观立场。尽管其中不少研究或许很精彩，但也正是在个案的关注中遗失、消解了中国的主体性。

这可看作自上而下的标准。值得关注的是，苏力教授近年主要借助于以家国天下为核心的传统文史概念，从地理、伦理、军事、语言等各方面考察对农耕中国的形成至关重要的制度，从历史方面对当代中国的规范宪法学、宪法教义学，以及不加反思移植西方国家宪制理论的做法进行反击。(47)See Roy 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Routledge,2009,p.121. (48)Vgl.Jürgen Habermas,Der Universalit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in:Jürgen Habermas u.a.(Hg.),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1971,S.154-159. (49)See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Routledge,2008. (50)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60～566页。(26)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Routledge,2008,p.19. (27)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66)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05页。(41)较典型的例子是对法律东方主义的引介及讨论。

这可看作追求法律不可随意支配性的初步尝试。总之，中国本身是混杂的多元差异性因素的统一体，或者套用费孝通教授的话来说，是多元一体，(62)是一个整体。

⑥以此方式进一步建构法教义学体系，使法学成为法律科学并达致成熟，摆脱法学是一门幼稚学科的指责。(45)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9页。

我们有必要借助想象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进行反思，批判性地说明和诠释在当代中国的理性化进程中，究竟是谁的何种愿望、需要、利益等实际上或应当得到满足或受到压制？谁的何种权利、尊严等实际上或应当得到尊重、实现或被侵犯、剥夺？谁遭受的何种损害实际上或应当得到救济及其相应的程度又如何？在这种反思中，我们达致对相关群体追求的价值的共识，从而形成不同层面的普遍性利益，以作为不同范围内不同层次上各种法律形式的目的，克服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等对现实的片面化肯定，克服社科法学等对现实的碎片化处理，克服在它们引导下工具理性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发挥多元价值的积极作用而克服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迈向可欲的发展方向。也是齐物平等(81)的世界，在各主体差异基础之上建立平等，超越西方国家现代性中基于主权平等形成的形式平等教条、伪善和中国古代基于差序格局形成的等级性秩序，达到各主体在实质上平等的尊严、自由，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团结。法律形式首先表现为成文的制定法，是规则及其体系，具有形式性，也最受推崇。我们从他者的立场看问题，并从他者的立场反观我们自身。

(2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43页。这些价值就适用于中国，也应适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是普遍的。

因此，人即使是坏人，(60)法律也能给人们提供稳定的行为期待，建立社会秩序。进入专题： 主体性 内卷化 想象力 。

除了关注法律的概念、逻辑、方法等外，还应该关注法律与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关系。(23)社科法学论者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风俗、习惯、惯例等的有效性。